2026年3月15日，书院师生开始共读《史记·礼书》。太史公在开篇写道：“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这两句话打破了现代人对“礼”的刻板认知。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礼”常常被打上“迂腐”“刻板”“繁文缛节”“压抑人性”的标签。而司马迁的这两句话表明，“礼”非但不是压抑人心的枷锁，反而是规范社会秩序，控制人欲，在人性舒展的同时又避免人欲横行，铺张浪费，利益冲突，进而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得到真自由的良方。

 “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这句话道出了儒家礼治思想的真谛。儒家并非否认人性存在的合理性，要求人人压抑自己的本心。而是在尊重人性的同时通过“礼”与“仪”来制约人不合理的欲望，减少因欲望而导致的浪费与冲突，从而让社会达到和谐的境地。太史公在文中写到“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不由得让笔者想到老子《道德经》中写到“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两者对比可见，儒家承认人存在声色犬马的各种欲望，并主张以“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的方法来约束之；而道家认为人天然就是“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的纯朴无欲状态，而在“物壮则老，谓之不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之后，人才陷入了堕落的，物欲横流的状态，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通过“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使人回到“见素抱朴”的自然纯朴状态。综上得出，儒家认为人欲天然存在，需要礼来约束规范；而道家认为“礼”本身就是祸乱之源，只有抛弃礼，回到自然状态才能解决人欲横流的问题。

太史公在文中写道“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这体现出了太史公对墨家的批评。墨家主张“非乐”“节用”“节葬”，认为民众处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艰苦境地，而贵族却“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墨子认为这些礼乐对民众的生活毫无益处，而且滥用了民力，是“天下之害”的体现，因此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笔者认为，墨子的观点不无道理，但他却忽视了追求声乐，娱乐，奢侈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不论任何阶层的人都有追求这些的欲望。墨子却将这些一律贬斥为“天下之害”，要求禁止，陷入了禁欲主义的误区。

与老子的弃“礼”，墨子的禁欲不同。司马迁主张儒家走出了一条中道。他认为人欲本身不是问题，人欲的过度放纵才是问题。“礼”的存在，不追求“灭欲”，而是“养欲”，“礼”的存在，一方面要满足人合理的追求，另一方面要限制人不合理的欲望，做到“防其淫侈，救其雕敝”“事有宜适，物有节文”。在符合人性的前提下做到避免浪费，防止两极分化，减少“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的现象，解决老子与墨子看到的问题。

可在东周时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管仲这样的贤相都娶了三位妻子，天下“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毫无法度可言。孔子的高徒子夏也在“出见纷华盛丽”“入闻夫子之道”间心战不已，更何况中庸以下的普通人。

老子，孔子，墨子都生活在这一时期。老子认为应该废除一切礼乐仁义，回到“复结绳而用之”的自然状态下才能解决；墨子则主张通过“尚贤”“尚同”来实现“非乐”“节用”“节葬”的“天志”来解决。二者都犯了忽视人欲依附于人性天然存在的错误，企图通过回归原始状态或强制措施来消灭人欲。而孔子与这二者不同，他承认了人欲的存在，而解决问题不能通过简单消灭人欲来解决，他主张通过恢复周礼的等级秩序来约束人欲，让人欲有释放的窗口，却不至于物欲横流，使社会“富者连田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而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他也主张人欲应该在“礼”的规范下运行，而不是在放纵中走向沉沦，正如文中所说“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

人在面对自己内心的欲望时，不应是绝对地放纵，也不应是绝对地压抑，而是应该正视自己的欲望，在两极之间选取中道，用礼义来规范它，约束它，而不是放纵或消灭它。正因此，“礼”绝不是压抑人心的枷锁，而是我们人生的指南，它规定了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它不要求我们做无欲无求的圣人，只教我们做有节有度的凡人；它不追求绝对的平等，却能给世间一个稳定的秩序；它不否定人性的复杂，却能给人心一个安稳的归处。它让我们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世界中知道，禁欲是不自由，沉溺于欲望和为欲望而争斗是伪自由，对欲望行而有道才是真自由，这便是“礼”的意义与价值。

文案：王宏海

美编：张晨曦

一审一校：张   肖

二审二校：王蕊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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