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在结束了《史记·礼书第一》的阅读之后，2026年3月29日上午，师生开始继续共读《史记·乐书第二》。礼乐制度是周朝的基础社会治理制度，当然，不只周朝，礼乐对于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代王朝都影响颇深，甚至其中部分思想延续至今。司马迁在第一段中就提出“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明确了礼与乐是不分家的，乐源于礼，礼是乐的基础架构，乐是礼的表现形式。同时在第一段也理清了乐的作用：一、是为了节制欢乐，“治定功成，礼乐乃兴” “凡作乐者，所以节乐”，盛世下的风气是欲望与规矩间的较量，乐使君子保持谦虚，退让为礼；二、是洗涤除净普通百姓心中的污秽，让上至明堂天子下至市井百姓都可达成心中的、思想上的大同境界；三、是点明了乐与不同地方风俗、政教相结合，不断地在演变，从而达到乐与天子权力的结合与辐射，利于天子对于不同地方的统治，并使其稳定。以上是乐的三大基础作用。

司马迁将乐分为“正民之音”“心淫之音”两类。雅颂之音属前者，郑卫之音则属后者，这与当时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第二段中就以郑国之音举例，此“靡靡之音”受到了各国诸侯的强烈追捧，孔子虽作《五章》讥讽时事，希望能起到正民心的作用，但实际效果甚微。以至于最后“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沉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秦扫六合，结束了这场礼乐尽失的闹剧。六国最后的悲惨下场，在司马迁眼中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

同学们发言交流读书感想后。王宏海教授再次强调，如何读《史记》这个关键问题。王宏海教授谈到几个阅读中出现的问题：其一，司马迁在著作《史记》时把人的一生、情感和理性、意志，把人与国家、社会、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其二，《史记》这本书和其他经典是大有不同的，司马迁是第一位以通史体例，全面贯通六经与诸子，并自成体系的历史学家，但他并不只是简单地融合起来，而是通过思想总结或原文摘抄的形式融合进行阐述。所以不可把《史记》读成一个单篇的文章，而是要将其作为文献综述来看待，阅读的错位会导致理解过程中的不深刻；其三，从宏观视角《史记》的创作者司马迁是文化集大成者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从微观细节上如‘‘公孙弘与汲黯’’的对话似乎出现了‘‘穿越’’这种时间线错乱的问题，但以司马迁的史学素养，怎会犯如此“低级错误”？王宏海教授解释道：这恰恰正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司马迁的真正意图是只将两种思想和立场来进行对比、碰撞，这样就不完全受时间、空间的禁锢。

《乐书》不仅是音乐方面的，同时也是国家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全面体现。‘‘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司马迁认为君臣间、领导与下属间应达到一种‘‘相敕’’的状态，来达到国家更好的长治久安，这便是例子。王宏海教授指出：‘‘风、雅、颂’’是司马迁的指导思想，在社会性或政治性层面：一、‘‘风’’是风气，是群众百姓的由心而发，代表了社会一部分人心中的感受；二、‘‘雅’’是雅乐，是如‘‘君子’’等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在如待人接物或茶余饭后社交谈论的风花雪月、不痛不痒的雅事；三、‘‘颂’’是颂扬，是对前圣或人文初祖的纪念。王宏海教授总结：风雅顺的首要意义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用以体察民情，判断得失，巩固执政地位。在此意义上，执政者要以史为鉴。学历史要以史通过‘‘风、雅、颂’’思维路径来观察，从历史看社会，就可以判断出社会发展是否和谐。

圣贤经典之书包括《史记》的核心都在于‘‘君子之义’’，君子就是要修德，君子修德不在于条条框框的限制或形式上的约束，而是守住自己内心的底线。“沐浴高泽而歌咏情苦，非大德谁能如斯！”

文案：王宏海

美编：王源源

一审一校：张   肖

二审二校：王蕊蕊

    三审三校：夏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