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斩杀不恤士卒的卿子冠军宋义夺权后，威震楚国，名扬诸侯，怀王无奈使其为上将军（非固定官名，盖令其位居诸将之上，以统领诸将而言）。巨鹿（今河北平乡）一战，项羽率楚军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九战秦军，绝其甬道，大败秦军，杀死苏角，虏获王离，涉间自杀。楚军冠诸侯，以一当十，杀声震天，只敢观战的诸侯军人人战栗胆寒，诸侯将领被召见入辕门时无不膝行弗敢仰视，自此项羽真正成为了上将军，诸侯军不得不服气，对其敬畏有加，纷纷归附。巨鹿之战可谓是项羽人生之高光时刻，意气风发，勇猛威武，率楚军以少胜多，以弱击强，加速了秦之灭亡，更确立了其地位，使其成为反秦义军之实际领袖，为日后分封诸侯奠定了基础。

秦将章邯退到棘原（今平乡南）后，项羽驻军漳河南，两军相持。后因秦二世问责，章邯派司马欣求和，未得答复后又率军撤退。项羽派蒲将军截其后路，并于汙水大破秦军，章邯最终于秦二世三年（前207年）七月，率领秦军二十多万于殷墟投降，项羽虑及粮少，召集军吏商议后同意接受了缔结盟约。已盟，章邯见了项羽不禁流涕，直诉赵高朝中作祟种种劣行，羽封其为雍王，安置于军中，又任命长史（大将军或丞相手下的属官，为诸史之长，故称“长史”）司马欣为上将军，率秦降军为先头部队。先说司马欣，前为栎阳狱掾者，救了项梁，与项氏有故交，故羽立以为上将军，于此可见羽用人之凭感情。再论章邯，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秦政治虽乱，但兵力尚强，诸侯军多为乌合之众，加之心力不齐，不肯互相救援，故章邯倒也所向无敌，先镇压了陈胜、吴广，后打死了新立的魏王。项梁引兵而北，即使兵锋颇锐，连战皆胜，后亦为邯所袭杀。邯又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北围赵王于巨鹿。战前章邯与项羽势均力敌，即使巨鹿之战一时败退，但坚持打下去孰胜孰负未必可知，可惜这时候指鹿为马的赵高又乱来了，为甩锅令二世问责章邯，邯因集团内部猜忌和压力而恐，于是派司马欣回朝请示。而欣在宫外等了三天，赵高都不接见他，此不信任之意另欣恐，急忙逃回军中，不敢走原路，赵高果然派人追赶，但没追上。欣逃回后向章邯报告说，今赵高在朝中大权独揽，下面的人很难有所作为，而他们常年在外征战，无论胜败都可能被赵高嫉妒功高或以战败需担责为由陷害。与此同时，陈馀也写信给章邯，以白起、蒙恬等名将功高却被赐死为例，劝邯认清形势，如今他打仗多年，损失众多士卒，而诸侯纷纷起义，赵高为自保可能会拿他当替罪羊，不如识时务与诸侯联合共同攻秦，瓜分土地称王。章邯狐疑不决，暗派军侯始成出使项羽，欲结盟。约未成，项羽为使章邯尽快投降，派蒲将军日夜兼程率兵渡过三户津，于漳水南岸与秦军交战，再破秦。随后羽又率全军在汙水攻秦，大破秦军，逼得邯走投无路投了降。

从此段不难看出赵高在政治斗争中手段之狠辣。他先是故意不接见欣，传达出对邯之不信任，又派人追杀欣，试图切断邯与朝廷之联系，让邯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地，以此来逼迫邯。赵高为巩固自己权力，排除异己，不惜采用各种阴险狠辣之手段，哪怕是对在外作战的将领也毫不留情，全然不顾国家的安危，只考虑自己的私利和权势，其做法加速了秦灭亡，也充分体现了其狠辣、自私的性格特点。这启示吾辈应正确看待权力与责任关系，不应将权力作为谋取私利、推卸责任的工具，而应明白权力意味着责任，要以公正和负责的态度运用权力，为集体和社会谋福祉，换言之，德应配位。其次，即使面临困境，也不应像赵高那样不择手段，而应坚守法律及道德底线，保持正直和善良的品质，不被权力和利益冲昏头脑。最后再论章邯，当其意识到自己处于被赵高猜忌和打压的危险境地时，对自己处于统治集团政治格局中的不利地位有清晰的认知，明白自己成为了赵高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前文的宋义就因不自知定位“不恤士卒而徇其私”，好高骛远，最终被项羽斩了头，这警示我们须清醒认识自身处境，对自己于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中的位置须有清醒的自我定位，警惕潜在的危险和威胁，并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以保全自己。

部队西进到了新安（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渑池城东），行军途中诸侯吏卒与投降的秦军官兵之间产生了矛盾。诸侯军官兵以前大多被征徭役，受过秦军虐待，现在秦军投降了，他们便借胜利的威势趁机报复，对秦军官兵随意侮辱。秦军官兵对此心怀不满，私下议论纷纷，担心如果到了关中，秦朝廷定会对他们的家人不利。这些言论传到了项羽等人的耳中，羽担心秦军官兵心怀异志，到时候恐会突发变故，不听指挥，和英布、蒲将军商议后，决定只带章邯、司马欣、都尉董翳入秦，于是楚军在新安城南趁夜坑杀了这二十余万秦军降卒。此举尽显项羽性格中残暴的一面，亦对当时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秦残余势力对羽更加恐惧和仇恨，同时亦让其他诸侯对项羽之狠辣有所忌惮。不过行军带兵打仗军心固然重要，此前章邯正因内外受敌、上下不信、军心不合，不敌项羽，一败涂地；而此时秦降卒二十多万，人口剧增，此前项羽本就虑及“粮少，欲听其约“，现秦降卒众多，且为入关已无路可退，无论是出于人多缺粮后勤补给战术上的考量，还是对”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的顾虑，或是为复仇，抑或是自视甚高，认为亡秦只需楚三户、降卒无用徒增行军压力的自大自傲，为防军心不稳，坑杀降卒成了项羽之计。“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事在汉元年（前206）十一月，而反观沛公刘邦在一个月前入了关，约法三章，收买人心，太史公笔下项羽残暴短视，缺乏政治远见之形象跃然纸上，亦为其败亡作了铺垫。

项羽既破章邯，坑杀降卒，亦引兵西入关，夺取平定秦地。到了函谷关，因有兵守关而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先入了关，楚国名将后代出身，自矜攻伐的项羽却让草芥出生的小小泗水亭亭长刘邦先破咸阳入了关，奋力灭秦却先让沛公摘了桃子，不由得大怒，遣当阳君等攻关，遂入。“沛公军霸上”，羽进兵至鸿门(在今陕西临潼县)，和刘邦几乎开战，所幸有项伯、张良等人居间调解，刘邦亲自去见了项羽，解释了一番，战事得以未成，这便是千百年来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鸿门宴”，是秦亡后项刘二人首次正面矛盾冲突，亦是长达数年的楚汉争霸的序幕。先是沛公左司马曹无伤登场，密报项羽，项羽大怒决心消灭刘邦，此时谋士“亚父”范增再次登场，“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有道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劝说可谓有理有据，范增的才智谋略并不逊于张良，但其对项羽的妄自尊大并不全然了解，此处又以命令的口吻要项羽杀刘邦“急击勿失”，既不知人，亦知己，这一致命弱点亦使其在宴后只能愤慨“竖子不足与谋”。“吾令人望其气”，占望观测刘邦所居之处的云气。此句不难看出古时有所谓观测云气之专门职业，可以预知人世的祸福，此行当兴自战国，秦、汉时期甚为盛行。“鸿门宴”这场斗争可谓是楚汉两大集团的斗智斗勇，范增、张良二人可谓关键人物，对整个“鸿门宴”事件之演变起着举足轻重之作用，然此二位亦只是配角谋臣，而真正的主角是项羽与刘邦。从管理学角度，我们可反思如何借势用人：项羽前经历宋义等人、事后，事必躬亲，对他人不信任，加之其自身胸无城府、缺乏政治远见、刚愎自用、轻敌自大、有妇人之仁等性格特点，最终兵败落得个乌江自刎的悲剧结局；而刘邦知人善任、善纳忠言、能屈能伸、善于应变……成事后更是弱化自我中心地位，放权让手下人去做事，善于用人，这种无为之治反而成就了刘汉。

“鸿门宴”三起三落的故事桥段且让下回分析。品读《史记》，我们可以了解上古五帝至秦汉史，可以一窥当时人物形象、心理动态、社会面貌及物质需要等等，还可以揣测文字背后社会各阶层力量是如何博弈……有言道，“最好的历史是文学作品”，究其原委，古时文史哲不分家，在我国五四运动文史哲分科前，古代政经文史哲相通，经史结合。比如说秦为何实行郡县制？通过品读《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等不难理解此乃秦为打破世家贵族世袭政治，解决宗法社会的族群关系之举，借古鉴今，我们是否仍需对地方家族、企业势力有所警惕，这值得我们思考。透过文字，我们可以体悟，中国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为主的根文化，蕴含着强大的凝聚力。家族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植根于华夏大地，历经五千年风雨而绵延不绝。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各族群之间既有分裂、对抗，甚至自相残杀的惨痛过往，也不乏包容、和解与共存的动人篇章。与从未能实现过大一统西方社会不同，西方社会信仰上帝，宗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救济角色；而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天下思想早就在消解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在各族群在不断的磨合中同构起了中国独有的华夏礼仪规范。尤其是魏晋之后，儒家传统日益世俗化，从最初的中原中心向神州大地四散广泛传播。中华文化在各民族的交融碰撞中持续传承、演变与发展。秦统一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汉的意义同样不可小觑，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儒释道三家的核心精神，更是深刻地诠释了中国人积极进取，顺其自然，放下计较、学会解脱的三种人生模式。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对于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和思想凝聚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不可置否的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中国，而中国式现代化更绕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于古人的字里行间，这亦是我们这一代人研读《史记》的重要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