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书》为八书之首，太史公于礼制之思，实为治国理政之纲纪。上周日，师生聚于书院，续读《礼书》，琢磨礼与道之关系。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胡同学首言，礼始于人欲。故先王制礼，非为窒欲，实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通过物质之满足，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故曰“礼者养也”。耳目口鼻之好，宫室文章之美，皆为人欲之自然。礼之本质为“养”，养护身心使人各得其所，秩序安定。而养之有序，则在于“辨”。“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礼遂通过尊卑贵贱之等级名分，以维系秩序，使君臣朝廷、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此即礼由内欲而生外序之理。

继而吴同学转论礼之历史流变与现实困境。周衰，礼废乐坏，僭越遂起，如管仲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秦一统至汉武，礼因时损益，始终处于权力博弈之中。秦“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三代圣治，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确立新序，此正史公所言“缘人情而制礼”。至高祖，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改”。由是观之，改朝换代大制承继，秩序结构非打烂重组。至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故罢去定礼之议。”孝景时，晁错力谏削藩，欲竞秦未竞之郡县制，以正“古今之制”，触及诸侯利益致七国之乱，自身被诛。可见礼制推行须合时宜，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洞悉六国秦亡故事，其见超前，但错判时势，失了脑袋酿成悲剧。而后朝臣噤声，官场风气“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礼之推行实乃政治博弈焦点，其兴废关乎权力结构、关系利害与时势人心。

 “今上即位”，春秋笔法含蓄，武帝“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然“十余年不就”。时人议论厚古薄今，言太古太平瑞应辨至，采风俗定制作，而武帝下诏明志：“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驳“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慨言“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批士大夫“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此番雄言道出了汉之建设“受天命”之理，其意在于制礼因需而作、因俗而治，顺应当下民俗民心，为本朝创立垂世之制。于是损益秦故，太初改制，以垂典常。武帝朝制礼之努力虽具形式，然面子工程“好大喜功”，收效甚微，否则亦不会“十余年而不就”。

 “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此段虽未直言“礼”，而通篇论“道”。太史公举楚、商之亡为例，“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其败亡之因，皆在“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蔺同学引“社会共识”释之，礼与道皆为共识之体现，是规范集体生活、维系秩序之根本。背离此共识，统治失道，则武力、苛法、险塞皆不足恃。秦之速亡，亦因其“秦制”与六国尤与楚地风俗文化的共识之断裂，终致溃败。此即礼制失本之果。“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礼与道之关联于此可见。

一番各抒己见后，王老师综括其要。太史公作《礼书》，融《礼记》于史，观三皇至汉武，总结历代得失，此即“成一家之言”之抱负。《礼书》取材于《礼记》《荀子》，太史公依当时社会事实与共识而写，述历代成败，得出“礼”这一至高无上的治国之“道”。

《礼书》亦可谓是黼黻文章，文辞宏丽，如“至秦有天下……朝廷济济，依古以来”一句，于客观评价中寓历史洞察。礼之源起，根植于人欲现实，与西经契约论、稀缺论有相通之处，然路径迥异，中国强调“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乃通过权威结构达成公共契约与利益分配。“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安也。”礼从人基本需要出发，确立贵贱、长幼、贫富之等级名分，此结构“缘人情”。其通过仪式器物培养敬畏顺从，使民知分守不僭越，牧民之道亦在于此。太史公言儒墨之分，批墨家“节用”“节葬”太过苛苦，亦斥儒家末流“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之空疏。

天地为生之本，先祖为类之本，君师为治之本。礼贯通此三本，维系家国传承与秩序，缺失则人无安心立业之基。礼由简入繁而成文，终归“太一”，体现为天地和、日月明、四时序、万物常，上下顺明。礼规范“君子”，使庶人守法不叛，君子须守中庸、秉公心，以维系社群秩序。礼之极致，在于“情文俱尽”，贵本亲用，终归“太一”，合于天地和谐之道。故“礼者，人道之极也”，乃为人处世之最高准则，“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礼内化于容貌气质与行为规范，学礼须求教于“有方之士”，能思索能固者为圣。

太史公于《礼书》中构建了“道”与“礼”的关系。“道”为内在本质规律，乃治国之本，“治辨之极，强固之本”，关乎民心向背、利益均分、公正仁爱，为政权持久之源。商周秦楚之覆亡，非败于甲兵、城池、法令此等形而下之“器”，而败于背离“道”。“礼”为“道”之外显与制度呈现，是“缘人情而制，依人性而作”之制。其从养欲出发，经贵贱长幼之“辨”，化抽象之“道”为具体秩序规范。

然礼非僵死古制，其“因民而作，追俗为制”，观秦汉沿革、文景波折、武帝改制，随时代民情而灵活损益。《礼书》言制礼以“养欲”，使欲于秩序中得到合理满足。余以为此可参费孝通《名实的分离》与《从欲望到需要》，传统社会礼顺欲而生，欲望即需要，二者一体。及至春秋战国社会剧变，旧礼不复，礼遂从自然顺欲之“欲望导向”，转为人为设计、服务于大一统之“需要导向”。观礼之转型，三代社会稳，名实一致；春秋礼崩乐坏，名实分离；至秦汉，分离再度制度化，秦采六国仪，汉袭秦制而损益古礼，留其名整其实，以适集权之需。礼之演变，从“欲望”到“需要”，释其内因；而名实分离，显其外态。礼遂“因时损益”，由自然规范建构为王朝制度。

理想之境，在于礼之“文”“情”相得益彰，“情文俱尽”，终服务于“道”之实现，“天地以合……以为上则明”，达于治世和谐。故礼为道之本，根植于人性民心；为道之用，顺应时势变化，所求在于以“礼”达“道”，致长治久安。

太史公结合时空关系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归根结底，礼为现实服务，今人所言“合情合理”，大抵此理。善治，即能体察时代之道、民心之情，制定养民之欲、辨物之序之礼法。《礼书》之言，于今犹具镜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此中真意，欲辩忘言。3月22日有感于落笔。

文案：王宏海

美编：朱美玲

一审一校：张   肖

二审二校：王蕊蕊

    三审三校：夏   天